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和东盟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全球价值链在东亚地区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在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下，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生产核心零部件，中国和东盟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进行再加工和组装，最终产品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到90年代中后期，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中间产品贸易为纽带的区域性生产网络。

后危机时代，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演进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产品结构方面，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内国际分工调整，2009—2018年，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中，零部件贸易比重从27.6%下降至15.6%，半成品贸易比重从24.9%上升至43.2%。在国别方面，2014年以来，由于韩国三星、现代、LG集团、SK集团等跨国公司通过在越南设立生产线，调整地区供应链，中越两国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16年以来，越南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强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必要条件。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三角贸易模式使东亚经济体严重依赖欧美市场。进入21世纪以来，为实现增长动力多元化，东亚经济体通过签署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并于2010年1月正式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2015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该协议于2019年10月全面生效。

伴随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和升级，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加快，双边经贸关系强度显著提升。2002—2010年，中国—东盟双边货物贸易占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保持在9%—10%之间；而2010—2019年，这一指标从10%上升到14%。此外，中国在东盟出口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2010—2018年，在东盟初级产品出口中，中国市场份额从23%上升到29%；在东盟消费品出口中，中国市场份额从5%翻倍至10%。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重要典范，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和升级对于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激励和示范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将为强化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提供新的机遇和动能。

国际产能合作是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重要驱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方向。2016年9月，双方发表《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明确了双方的利益融合点和理念共识，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奠定基础。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制造业、跨境电商、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等众多领域。

伴随中国—东盟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中国成为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要来源国之一。据东盟秘书处数据库统计，2014—2018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FDI输出量累计为466亿美元，占同期东盟FDI流入量的7%。尽管这一数字同欧盟、美国和日本所占的比重仍有较大差距，但已反映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蓬勃态势。

在全球经济放缓乃至衰退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引导国际资本回流，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缺口正在不断扩大。2018年，美国对东盟国家的FDI流入量呈现断崖式下跌，占东盟FDI流入量的比例从2017年的16.9%骤降至5.5%。根据CEIC数据库，2019年，菲律宾FDI流入量下降幅度超过20%，而泰国和老挝两国的FDI流入量下降幅度均超过50%。后疫情时期，中国作为东盟国家FDI来源国的地位将会进一步上升，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将成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纵向来看，尽管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明显下降，进出口增速总体放缓，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保持上升趋势。2020年1—5月，尽管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速从2019年的14.1%下降至4.2%，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9年的14.0%上升至14.7%。此外，尽管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速从2019年的17.8%下降至2.8%，但东盟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5.1%，同欧盟和美国市场的差距仅为0.5个百分点。

从国别构成来看，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基本稳定，但呈现出贸易增长趋于分化的态势。2020年1—5月，中国同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的比重接近95%，按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其中，同越南和泰国的双边贸易增速分别为16.7%和8.1%，同菲律宾的双边贸易额则同比下降12.9%，同其他三国的双边贸易增速则在0.3%到0.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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