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是晋末宋初的著名诗人，也是魏晋南北朝成就最高的文学家。他出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一个业已败落的庶族官吏之家，少年时既游好六经，有大济苍生的宏愿，又热爱老庄，“质性自然”。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的动乱年代，思想上经常儒道交战，在经历了“五官三休”的反复后，最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告别官场，归隐田园。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玄学盛行，《庄子》以其浓郁的思辨色彩、浓郁的文学性以及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传播极为广泛。渊明深爱庄子，在《拟古九首》其八云：“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①本文所引陶渊明作品，均出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以下只随文注篇名。[1]表明他对庄子甚为景仰，且引为知音。陶渊明对《庄子》的接受，较之前代文人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感情更真，层次、品位和境界更高。这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亦见之于生活实践中；既体现在话语文意的引用与浑化，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扬，文学手法的借鉴与发展上，更体现在人生态度的效法与践行以及社会理想的承传与建构上。

一、对《庄子》话语文意的引用与浑化

从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所列引书的若干情况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49次[2]。仅以《庄子·天地》篇为例，陶之《命子》其九曰：“厉夜生子，遂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此出于《天地》中“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句。其《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一词源自《天地》篇的“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此外，像“自然”“真”“鼓腹”“虚舟”等《庄子》特有之词，亦常见于陶诗陶文。由此观之，陶渊明对《庄》文十分熟稔。不仅如此，他更多的是把《庄子》的文意、精神浑化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以至于他的诗文看似处处无庄，实则处处融庄，庄子精神与诗文语言之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很多诗文名句，即使“很难在《庄子》中找到形似之语，但可以找到神似之精神”[3]。这就不仅是熟稔，其运用《庄》文的自如程度，简直可以说是已达到了浑融无迹的玄妙化境。

二、对《庄子》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扬

陶渊明对《庄子》文学观念的继承和发扬，集中体现于“自然”与“天真”。这与《庄子》中屡屡言及此道不无关系。《缮性》篇云：“莫之为而常自然。”《渔父》篇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以为不加修饰、自然而然是万物最好的状态，渊明对此颇为赞同。其《饮酒》其五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说明他已领悟到言不尽意的存在，认识到文学创作重在天然本真，无须过分重视和雕饰其言。苏轼《东坡题跋》评价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膏”与“美”指其内在情感意趣的丰腴浓美，源于陶公生活经历之丰富及感受见解之高深，而“枯”与“淡”则指其外在语言特色之质朴平淡和不加修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自然”“天真”之表现。其内外结合，浑然一体，故能“质而实绮，臞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达到天生丽质、天然绝美之无比高妙的审美境界。陶文之真率自然，清新飘逸，也颇似《庄》文的风韵。

三、对《庄子》文学手法的借鉴与发展

陶渊明在文学手法上对《庄子》的继承，不在于奇谲夸张、汪洋恣肆，主要体现在幽默、议论和营造玄境上。《庄子》语言极富幽默色彩。《秋水》中坎井之蛙对东海之鳖炫耀井中之乐，并邀请东海之鳖去井里游玩，孰知水井竟容不下东海之鳖的一只脚。这是庄子对那些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之辈的讽刺。《至乐》中庄子偶遇一骷髅，问骷髅为何而死，又故作大方地问骷髅是否愿意回到人家，骷髅愁眉苦脸地说：怎能放弃死之乐而遭受生之苦？活人遇到骷髅，还与之谈话；骷髅本就一堆骨头，却能愁眉苦脸；又谓活着比死了还痛苦。这些看上去可笑，实则是庄子对于现实人生处境之悲慨。庄之奚落惠子“鸱嗜腐鼠”，挖苦曹商“舐痔得车”，讽刺儒生“诗礼发冢”等，都具有幽默谐趣的特色。陶渊明诗文中这种带有讽刺性幽默的地方也不少，可以其生前所作《挽歌》三首为代表。这三首诗分别写了陶渊明想象中自己从死亡到出殡的过程。他说死后就可以什么都不忧虑了，唯一的遗憾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惜“昔在无酒饮，今但湛空觞”，生前无法尽情畅饮，死了之后反而饮之不竭。自己给自己写挽歌，本身就给人以诙谐感，而渊明不恋人世，反而享受死亡，遗憾的不是未能建功立业留名后世，而是没有喝酒的机会了。这使读者忍俊不禁，为渊明对待死亡的态度所折服；然在浅笑之后，又会感知一丝辛酸与悲凉。可见幽默只是渊明发泄情感的一种手段罢了。又如《闲情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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