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经历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不仅为中英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中欧关系的发展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回归后的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享有中国其它城市无可比拟的 “特殊”地位与权利。根据 《香港基本法》总则第五条，香港不仅继续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而且能够继续享有现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特殊行政地位 （HKSAR），即 “一国两制”。①显然，香港的这一特殊地位不仅对于中国和香港本身的发展意义重大，也影响着中国与其它国际行为体的关系，其中包括中欧关系。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深受债务危机冲击的欧盟意在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朝着 “经贸化”的方向发展，以追求更现实的经济利益。②这无疑为香港在中欧关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在政治和社会发展领域，香港问题也可能对中欧关系的发展构成潜在的挑战。故香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对于中国智库与相关学者而言，一个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便是，回归后的香港给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作为中国主权的一部分，又与欧洲有着紧密的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香港会是中欧关系的桥梁还是陷阱？本文将香港置于中欧关系的大背景中，在简单梳理中欧关系中香港问题的形成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香港因素对中欧关系的现实影响，并对进一步发挥香港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一些启示。

一、 中欧关系中 “香港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自1841年至1898年间，英帝国在建立全球范围的商业与政治霸权的同时，通过武力与 “强制外交” （coercive diplomacy）胁迫中国政府先后签定了三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北京条约》和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约》。他们首先在1842年割占了香港，然后在1860年攫取九龙，最后在1898年 “租借”九龙新界， 为期99年。③ Hsu，I．C．Y．（1984）．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3rd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16，349．这样，占有香港成为既成事实 （fait accompli）。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其它一些欧洲国家也以香港为据点，发展同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香港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与欧洲乃至西方交流的一座桥梁。

1946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大业，英国记者在采访中共领袖毛泽东时，曾试探性地询问中国政府未来将如何对待香港问题。毛主席淡定地回答： “我们并不感兴趣马上解决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方式解决”。④ Malanczuk， P．（2008）．“Hong Kong”，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8， 26，29．http：／／www．mpepil．com／subscriber_article？ script＝yes＆id＝／epil／entries．这样，“暂不解决香港问题”就成为中央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策略和指导方针，即使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60年代也未曾动摇。中国政府甚至鼓励西方的商业公司在香港境内设立总部。这其中的一个战略考虑也是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为中国的对外交往和国内建设服务。⑤ Wolf， D．（1983）．To Secure a Convenience： Britain Recognition of China-1950，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18， 299-300．

1972年3月，重返联合国的中国代表黄华要求把香港 （澳门）从 “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名单中删除，并指出他们曾是英国、葡萄牙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占领的中国领土、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这就意味着香港不应属于未来给予 “自治权利”的领土实体。④对此，英国当局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实际上，伦敦的政治家明白，1997年当香港新界的 “租借”条约期限届满时，中国政府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政府对香港的继续占有。同时，失去占总面积92%的新界地区，香港也很难在全球化时代拥有多大的气数与影响。况且，自1950年以来，香港一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难以取代的 “窗口”角色。其经济、金融、航运的稳定与发展更是大多数国际组织、企业的愿望。正是在考虑这一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决定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的 “自治”与财政自主权，但是国防、外交权限除外。

然而主权回归中国的事实并没有改变香港对欧洲的重要性，尤其是鉴于欧洲在香港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存在。据统计，1994年的时候，欧洲就在香港拥有超过90家制造企业，40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欧洲在香港的制造业投资高达8亿美元，在香港非制造业的净资产总额约340亿美元。1995年，香港成为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而欧盟成为香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440亿美元。⑥ Bridges， B．（1997）．Europe， Hong Kong and the 1997 Transition， in Beatrice Leung and Joseph Cheng （ed．）， Hong Kong SAR： in Pursui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rder．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61．正是考虑到香港对欧盟经济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于1993年就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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